茫茫人海

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
 北岛 诗人

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，以失败告终。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
（一）
　　1962年夏天，我从小学考上北京十三中。和小学相比，十三中离家远了一倍，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。
　　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。1925年，载涛把王府长期租给罗马教廷办大学，即辅仁大学。1929年辅仁大学开办附属中学男生部，1952 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学。我们学校坐北朝南，大门向东开。中路与东路各有四进院。西路有戏楼、长廊、亭台、假山。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，分三路包抄，灵活的小腿伴随咚咚脚步声，登堂入室，最后消失在西边操场的尘埃中。我们教室紧把着操场入口处。我熟知那脚步声——岁月的去向与动静。
　　开学头一天，我刚挎书包走进校园就懵了：从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后，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——一级级台阶，通向高考的独木桥（下面是深渊），由此进入大学，进入可怕的成人世界。
　　十三中是男校，没有女生构成的缓冲地带，本来意味着更赤裸的丛林法则。其实不然。我发现，到一定岁数人开始变得狡猾，用智力与意志取代拳头——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权力来源。入学那年我13岁，从身体到智力都晚熟，有照片为证——我和同龄的一凡在楼前合影：他人高马大，眼镜后目光自信，喉结突出，唇上一抹胡须的淡影；我比他矮半头，短裤下露出麻秆似的小腿，满脸稚气，眼神迷茫散乱。那是转变之年，我们从不同的小学考进十三中，他在二班，我在四班，就像分组比赛的对手，在决赛前趋近。
　　班里有个同学外号叫“大脖子”，智力有问题，连蹲两年班，若无意外还会继续蹲下去。我们在年级升降的排列组合中相遇。他虎背熊腰，胳膊比我大腿还粗，由于脖上箍着石膏圈，得名“大脖子”。他自称是练双杠失手把脖子戳进去的，要长期做牵引术才能复原。我至今还记得他歉疚的笑容，似乎在为他偶然闯入这个世界而深表歉意。
　　那时仍在“困难时期”的阴影中。学校食堂没有椅子，大家围饭桌站着吃饭，每餐总是在“大脖子”的歌声中结束。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，饭量惊人，按粮食定量难以存活。于是他靠卖唱换粮食，每首歌价码不等，从半个馒头到一个窝头。
　　“大脖子”嗓音并不好，但他唱得认真，从不偷懒，到了高音区，会从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苍白的脖子。唱罢，他两三口就把换来的馒头窝头吞下去，再像狗一样用目光乞讨。他唱的歌特别，显然和底层生活有关。尤其是那些黄色小调，成了我们最早的性启蒙教育。
　　我们升初二时，“大脖子”由于蹲班超过年限，被校方开除。他将回到苦力的行列，和我们分道扬镳。最后一次告别午餐，几乎每个人都多给他一个馒头。他唱了很多歌，这回不是卖唱，而是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运。唱到动情处，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圆圈，戛然而止。

（二）
　　1962年秋，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，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战友卢叔叔。
　　瑶表舅原是北京空军后勤部的青年军官，个头儿不高，英俊结实，是我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。特别是逢年过节，他身穿深绿军装，佩戴领章肩章和武装带，头顶大檐帽，格外神气。表舅站在楼门口跟我说话，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，让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。他走后，我可把牛皮吹大了，说他击落过多少架美军战斗机。我家从窗帘到小褂，飘飘然，都来自表舅给的降落伞布，似乎为了向全世界证明：他开飞机，我们从天而降。
　　1958年早春，表舅转业去北大荒。最后一次来我家告别，那时母亲也正要下放到山东农村。他脱下军装，黯然失色，这让我很难过。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视野，溜出门去。“我会来看你的。”表舅临走对我说，转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线以外。
　　卢叔叔的出现，令我暗喜：表舅果然从地平线那边派人来了。卢叔叔是拖拉机手。维修拖拉机，他用铁锤敲打部件，一粒铁屑击中右眼。在当地农场医院治疗无效，转到北京同仁医院。他在表舅的介绍下住在我家。“医生要给我配一只狗的眼睛。”他对我说。这让我有点儿心慌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会是啥呢？原来是玩笑，医生给他装了一只假眼珠，跟我弹的玻璃球差不多。他常躲进厕所，取出来，放进小玻璃杯冲洗。
　　表舅常出现在我梦中，他在冰天雪地指挥千军万马的队伍。跟卢叔叔探听，避而不答，想必那是军事秘密。一天晚上，卢叔叔终于给我讲了个故事。灯光下，他双眼色泽不同，那玻璃眼珠显得过于清澈明亮。“半夜，一只熊瞎子钻进农场库房，翻箱倒柜找食吃。哨兵发现后，我们把它团团围住，先鸣枪警告，它猛扑过来，可惜没击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，只好动用冲锋枪机关枪。它最后倒下了，身上共有39发子弹……”这故事让人多少有点儿失望，但在我讲给同学的版本中，表舅成了这场攻打熊瞎子战役的指挥员。
　　那年头，北京黑灯瞎火，肚里没食，早早回家歇着了。而卢叔叔却发现了北京的“上流生活”——戏剧舞台。他人生地不熟，没伴儿，总把我带上。我跟他看的话剧有《以革命的名义》《带枪的人》等，印象最深的是人艺的《伊索》。
　　那是深秋的晚上，刚下过雨，一股落叶霉烂味。首都剧场位于王府井大街。玻璃窗高大明澈，如黄昏的晴空；楼梯上的观众，好像正前往另一个星球，其中有个瘦小的男孩，那是我，还有一个戴玻璃眼珠的叔叔。巨型吊灯明亮而柔和，让我有点儿晕眩。随低沉的钟声响起，灯光转暗，红色帷幕徐徐拉开，古罗马的圆柱和台阶出现在舞台上……
　　那夜我几乎彻夜未眠。此后着魔一般，我居然能把对白大段大段背下来，并模仿那夸张的舞台腔——伊索附体，我处于半疯癫状态，在同学中宣布：为了自由，宁死也不做考试的奴隶。在课堂上，老师问到水分子式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我学伊索的口吻回答：“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开的话，我就把大海喝干，我的主人……”老师认定我神经出了毛病。
　　当年粮食定量有限，连请客吃饭都要自备粮票。由于没缴够粮票，父母与卢叔叔之间出现摩擦。我暗中站在他一边，道理很简单，是他把我带出北京幽暗的胡同，进入一个光明而虚幻的世界——那与现实无关的一切令我神往。

（三）
　　初中三年无比漫长，而考试有如一扇扇门，阻挡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。我最恨考试，在我看来，那是人类最险恶的阴谋之一，让孩子过早体验人生之苦。
　　我在小学算术就差，上了中学数学课，才知此生苦海无边：除了切割整数，正负颠倒，进而用乘方开方肢解世界，非把人逼疯不可。我完全迷失在数学的世界中。如果说期末考试是最后审判，测验摸底就如同过堂大刑伺候。不过各有各的求生之道，期末考试前一天我连看两场电影，在黑暗中忘却一切。大概由于心理放松，考试成绩还马马虎虎过得去。
　　除了数学，再就是俄文难。中苏反目成仇，大多数中学照样学俄文。首先难的是卷舌音，好在北方车把式的吆喝中也有，于是先学赶车再学俄文。在小纸条正反面分别写上中俄文单词，一大早到后海死记硬背。有的用谐音一辈子都忘不了：“星期六”（суббота）——“书包大 ”，“星期天”（воскресенье）——“袜子搁在鞋里面”，“回家”（домой）——“打毛衣”。到“文革”下一拨改学英文，没正经上课，用谐音只记住一句：Long live Chairman Mao！——“狼来了前面跑！”
　　作文课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，政治开始进入写作。在“ 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号召下，不仅要做好事，还得学雷锋叔叔那样写日记。那天下午，我埋伏在厂桥路口，德内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。一辆满载货物的平板三轮车上坡，光着脊背的师傅奋力蹬车。我冲过去，从后面弓步助推，亦步亦趋，师傅往后瞥了一眼，点点头。我一直帮他推上坡顶。正赶上旁边是家小饭馆，我请师傅等等，冲进饭馆，用两毛钱买了四个火烧，塞进他手里，弄得人家瞠目结舌。回家我把这段经历先写成日记，再抄在作文本上，第二天交给老师。语文课上，老师让我当着全班朗读。起初我还有点儿得意，越读越羞愧，竟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，比做坏事被当场抓获还糟。此后，我再没写过日记。

（四）
　　初二下学期进入尾声，期末考试在即。教师食堂开小灶，而学生食堂大锅熬，好在学生食堂每周三换花样，总算有点儿盼头。一个周三中午，学生食堂供应菜包子外加蛋花汤，同学们排着队，喜气洋洋的。
　　我端着菜包子和蛋花汤回到教室，与同学们边吃边聊。突然在菜包子里咬到异物，吐出一看，竟是只死蟑螂。我拍案而起，在几个同学簇拥下冲向食堂。盛汤的大师傅正要收工，他含糊其辞，说这事得找食堂管理员。我像丹柯一样举着菜包子，率众包围了食堂办公室。
　　管理员老李白皙，尖嘴猴腮，三角眼，负责食堂管理和采购，整天悠闲地骑车穿过校园，满筐鸡鸭鱼肉，均与学生食堂无关。听完我的慷慨陈词，他说：“我看这么办吧，让大师傅再给你换个菜包子。”
　　“什么？”我火了，提高嗓门说：“换个包子就行啦？”
　　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他平静地问。
　　我一时语塞，愣住，转而理直气壮宣称：“今后要检查卫生，改善伙食，并向全体同学公开道歉！”
　　“那你怎么证明那是蟑螂，而不是海米呢？”老李反问道。我转身发动群众：“大家说说，咱们食堂在菜包子里放过海米吗？”“没有！”冲老李大叫大喊：“我向食堂抗议！”“抗议！”群情激愤，跟着我喊口号，一时有点儿失控。
　　“你还反了？”老李大吼一声，脸色煞白。“赵振开，你一贯调皮捣蛋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无理取闹，先取消你入伙资格，我再告到校长办公室，给你记过处分，直到开除。哪个同学跟着他，一样下场！”
　　这威胁果然奏效，大多数人散去，只剩下我和两三个同班同学。一想到开除和父母的反应，我也含糊了。那两三个同学不见了，只剩下我和老李僵持，怒目相向。上课铃响，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，悻悻而去。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，以失败告终。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——蟑螂就是海米；也悟出，要造反，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。

（五）
　　当年在北京中学生中有这么个说法：“八中的会，三中的费，四中的近视眼，十三中的军乐队。”军乐队是十三中的骄傲。那些铜管乐器都是从辅仁附中继承下来的，坑坑疤疤，特别是大圆号还打着补丁。尽管如此，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和各种大型集会上，顶属十三中最神气。
　　1963年暑假，我和一凡都参加了北京中学生的“小八路夏令营”。一凡是班长，走在二班队列前头；我是白丁，加上个头矮小，混在四班队尾。从学校操场出发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队，阳光在铜管乐器上闪着乌光。突然间鼓号齐鸣，惊天动地。调整队列时，我和一凡交错而过，我们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。■

　　北岛：诗人，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